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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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阅读方法从成注以溯仲景的学术思想渊源，从张注以识伤寒论的立论大法，从喻注以辨阴病阳病传变之奥，从柯注以察辨证立方之微，从尤注以判施治立法之所以金匮玉函经二注读《二注》可以丰富我们的基本理论，读《心典》可以扼要地掌握各篇的内容实质，读《本义》可以启发我们深入地分析疾病方法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的学习方法一、谈谈学习《伤寒论》

《伤寒论》是中医学习辨证施治较有系统的书，是后汉张仲景的杰出著作。学习中医，必须要读《伤寒论》的重要意义，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但是究竟如何阅读才好?我想从以下几方面来杂谈一下，仅供初学《伤寒论》者的参考吧。

（一）选本

一般读《伤寒论》的，往往都是读注本的多，很少有从《伤寒论》白文本着手，其实这是研究伤寒论的关键问题，不应该忽略。因为白文本是仲景《伤寒论》的基本面貌，各家注本于《伤寒论》的本来面目，或多或少都有所改变了。当然，所谓白文本，亦只是指北宋林亿等的校刊本而言，除了林校本而外，我们不可能再看到更接近仲景原论的白文本来。北宋刊本，亦为稀世之珍，国内还没有访到是否有这个本子的存在。其次是明代赵开美的翻刻宋本，据《经借访古志补遗》说：“此本为仲景全书中所收，曰翻刻宋板，其字画端正，颇存宋板体貌，盖伤寒论莫善于此本。”可惜这个刻本，亦流传甚少，不易购得。无已，下列几个本子，还不失为《伤寒论》白文本的善本。

第一是民国元年武昌医馆列本。其次是民国十二年恽铁樵托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又其次是民国二十年上海中医书局的影印本。这三个本子都是据赵氏翻刻本而校刊或影印的。在古旧书店时或可以买到。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也是据赵刻本排印的，年又增附索引发行，仍不失为较好的白文本，只是删节去原本的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辨痓湿暍病脉证、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辨不可吐、辨可吐、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等十二篇，以及三阴三阳各篇篇首所列诸法条文，可以称做《伤寒论》的白文节本。

（二）选注

注《伤寒论》的，从宋至今，不下四百余家，要想尽读这些注本，既不可能，亦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较好的注本。不仅可以帮助对《伤寒论》的理解，还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因此，在阅读了白文之后，选几家较好的注本来看，这是非常必要的。兹选列数家如下，以供参考。

1．《注解伤寒论》宋、聊摄成无己注

书凡十卷。这是通注《伤寒论》的第一部书。汪琥说：“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王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创始耳”。的确，没有蓝本可凭，而要注释这样一部经典著作，是不太容易的事。成氏注的唯一特点，基本是以《内经》为主要依据。仲景在自序里曾说：“撰用素问、九卷”。而一般人也说仲景《伤寒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读了成氏注，更可以说明这一点。如《伤寒论》说：“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成注以《素问》标本病传论作解云：“病人旧微溏者，里虚而寒在下也，虽烦，则非蕴热，故不可与栀子汤。《内经》曰。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这条确是治病的标本先后问题，旧微溏里虚证是本病，栀子豉汤证是标病、新病，里虚者，只能先温其里，这既是《内经》治病求本的精神，亦是仲景最为丰富的经验。又如《伤寒论》说：“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成注云：“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尺脉迟者，为荣血不足，故不可发汗”。凡此都可以说明仲景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是非常纯熟的。尽管在《伤寒论》的文字中，很难看到仲景引用《内经》的成语，一经成氏注释，则知仲景立法，往往以《内经》为依据。足见仲景所说撰用素问、九卷，完全是有来历的。因此可以说，如果善读成氏注，实足以启发我们更好的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成氏于晚年还著有《伤寒明理论》四卷，反复分析发热、恶寒等五十个证状的性质，亦大足以启迪我们临床辨证的思考方法，值得一读。

2．《尚论篇》清西昌喻嘉言著

书凡四卷，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喻氏书是以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为依据而著的，其立论要点有三：首先驳正王叔和叙例，认为多属不经之语。其次是从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中循其大纲细目，分别厘订。又其次是指出《伤寒论》以冬月伤寒为大纲。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荣、风寒两伤荣卫为大纲。因而他把《伤寒论》原文重新作了如下的调整：凡风伤卫证列于太阳上篇，寒伤荣证列于太阳中篇，风寒两伤荣卫证列于太阳下篇。太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上篇，正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中篇，少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下篇。合病、并病、坏病、痰病，悉附入少阳篇。据腹之或满或痛而当下当温者列于太阴篇。凡本经宜温之证列于少阴前篇，凡少阴传经热邪正治之法列于少阴后篇。凡肝肾厥热进退诸法列于厥阴篇，并以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诸病悉附入之。总之喻氏是持错简方法治《伤寒论》的中心人物，前继方有执，后启张璐、黄元御、吴仪洛、周禹载、程郊倩、章虚谷诸家，把《尚论篇》阅读了，诸家之说，便可一以贯之。

3．《伤寒论集注》清、钱塘张志聪著

书凡六卷，是他晚年的定本，未曾完稿，便即死去，后来是由高士宗给他完成的。张志聪认为王叔和叙例自称热病，证候既非，条例又非，大纲与本论，且相矛盾，便削去了叔和叙例。”他又以成无己阐发风伤卫，寒伤荣之说，而以脉缓、脉紧、恶风、恶寒、有汗、无汗等分列桂枝、麻黄两大证，与风寒两感，荣卫俱伤的大青龙证鼎足而三诸说，为始差毫厘，终失千里，反足以蒙蔽仲景之学，不足为训。他尤其是认为六经编次，自有条理贯通，不容妄为诠次，这一点是和喻嘉言一派持错简论的，完全相反，他把六经诸篇三百九十八条，按照原本次序分做一百章，自为超迄，各具精义，决不能把《伤寒论》当做断简残篇，遽然予以条裂节割；应该是拈其总纲，明其大旨，从汇节分章，使其理明义尽而后已。至其治《伤寒论》主要思想，期在阐明人体“经气”的变化。他认为三阴三阳，六经六气，在天地之间有，在人身之中亦有，无病则六气运行，上合于天；外感风寒，便以邪伤正，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于经。懂得“经气”的道理，从而读《伤寒论》，便能因证而识正气之出入，因治而知经脉之循行。他的这个主张，又经张锡驹的继续发挥，陈修园的不断宣扬，于是他便成为维护伤寒旧论一派的中坚人物，并且对后学的影响很大。

4．《伤寒来苏集》清慈溪柯韵伯著

书凡八卷，包括《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论附翼》二卷。他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章次虽或混淆，距离仲景面貌，还不甚远。而方有执、喻嘉言等重为更订，只是于仲景愈离愈远。惟《伤寒论》里既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说法，必然它是以辨证为主的，要想把《伤寒论》的理论更好地运用于临床，最实际的，就是其中辨证的方法。因此，他主张不必孜孜于传仲景旧论的编次，更重要的是传仲景辨证的心法。例如太阳篇，他分列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痓湿暑等十一证类，桂枝汤里汇列有关的凭脉辨证十六条，桂枝坏证十八条。桂枝疑似证一条，有关桂枝证的十八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桂枝加附子等汤统列于此。麻黄汤证里汇列有关麻黄汤脉证的十四条，麻黄汤柴胡汤相关脉证一条，汗后虚证八条，麻黄汤变证四条，有关麻黄汤证五方，如麻黄汤、麻杏甘石汤等统列于此。其他诸证，亦无不按此类分条列。这就是柯氏以证为主，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他这样分篇汇论，挈纲详目，证因类聚，方即附之，对于临证来说，是比较适用的。同时他在《伤寒论翼》里将全论大法、六经病解、六经正义以及合病并病、风寒、温暑、痉湿等问题，都作了系统的分析，足以启发学思不少，章炳麟氏谓柯韵伯能识《伤寒论》大体，就是指这几篇议论而说的。后来徐大椿（徐灵胎）著《伤寒论类方》，也是以方类证，不过他和柯韵伯的不同点是：韵伯分经类证，以方名证，徐大椿则以方分证，方不分经。这两种方法，在临证时都有现实意义。

5．《伤寒贯珠集》清、长洲尤在泾著

书凡八卷。全书各篇分立正治法、权变法、辜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为其组编的骨干。如太阳篇分做太阳正治法、太阳权变法，太阳斡旋法、太阳救逆法、太阳类病法五章。其他阳明、少阳、三阴诸篇亦无不如此辨治立法分条。如治伤寒者，审其脉之或缓或紧、辨其证之有汗无汗，从而用桂枝麻黄等法汗以解之，这是正治法。顾人体有虚实之殊，藏府有阴阳之异，是虽同为伤寒之侯，不得迳用麻桂法，必须考虑到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等汤。这是权变法。治疗中常常发生过与不及的流弊，或汗出不彻，或汗多亡阳，因而又有更发汗以及温经等法，这是斡旋法。不幸而误治，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致成结胸、协热下利等证，于是乎有大小陷胸、诸泻心汤等方法，是为救逆法。太阳受邪，绝非一种，如风湿、温病、风温、中暍等，形与伤寒相似，治则不能雷同，而有麻黄、白术、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治，这是类病法。说明尤氏是通过临床实践，从伤寒条文中体会出仲景的种种立法的，使人便于掌握，实有惠于后学不少。

（三）阅读方法

《伤寒论》是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将辨证施治的方法，贯穿在理法方药之中的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的书，因而它是学习祖国医学的必读书籍。我这里所谓读，必须是读得烂熟。最低限度要能背诵六经条文，在读的时候，最好用白文本，不要用注本。例如谈到桂枝汤证，便能把前后有关桂枝汤证的条文都能列举出来，谈到麻黄汤证，便把有关麻黄汤证的条文都能列举出来，这才基本叫做熟读了。

熟读以后,才来细细地研读注本,前面所列举的几个注本,是最起码的,如研读成注有心得，能帮助我们把《内经》里许多理论与《伤寒论》联系起来，学习张仲景如何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于研读成注之后,再研读张注。读张注时,他的凡例、本义、最不要疏忽，因为从这里可以了解他的中心思想,最好是能按照他所分的一百章,扼要地写出提纲来，这样有帮助我们对《伤寒论》的全面分析。读张注后再读喻注，喻注是以三百九十七法和三纲分立说为基础的，姑无论我们同不同意他的分类方法，但三阴三阳、风寒营卫等是研究《伤寒论》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吸取其经验，更好地来处理这些问题。读喻注后再读柯注，读柯注应先读他的论翼部分，因为这部分都是研究《伤寒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全论大法”、“六经正义”、“风寒辨惑”三篇，最关紧要，从这里识得大体以后，再阅读他的“论注”部分，不仅易于深入，对我们辨识伤寒方证的关系，很有好处。读柯注后再读尤注，尤注是研究《伤寒论》的立法为主的，领悟其阐述伤寒确立治法的所以然，足以启迪我们临证立法施治之机。我之所以介绍这几个注家。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概四百余注家之全，而是从成注以溯仲景的学术思想渊源，从张注以识伤寒论的立论大法，从喻注以辨阴病阳病传变之奥，从柯注以察辨证立方之微，从尤注以判施治立法之所以。这几方面都下了一定的工夫，庶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法则，对于指导临床实践也有一定帮助。

当然，各个注家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相互非议的地方，可以不必过于追究这些问题，而是取其各家之长，弃其各家之短，取长弃短的唯一标准，一以能通过临证实践为指归。如成注“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条说：“衄者，上焦亡血也，若发汗，则上焦津液枯竭，经络干涩，故额上陷脉急紧，诸脉者皆属于目，筋脉紧急，则牵引其目，故直视不能胸，眴，瞬合目也。”而一般注家均解释为“额上陷，脉紧急”。这不仅是临证时所未曾见，而理亦难通，深藏内在的经脉，称为陷脉，内经固在在有此说也。成注栀子豉汤方说：“酸苦涌泄为阴，苦以涌吐，寒以胜热，栀子豉汤相合，吐剂宜矣。”这里成氏虽依据内经为说，诸家亦不乏同意成氏之说者，但临证时用栀子豉汤。从未发生涌吐。前者成氏之说，和者无多，但理足事明，我们取之；后者成氏之说，虽注家多有和者，但非临证事实，我们弃之，从不阿其所好。

二、如何学习《金匮要略方论》（一）《金匮》的源流及其与《伤寒论》的关系

《金匮要略》和《伤寒论》齐名，都是汉代张仲景的杰出著作，其实仲景在《伤寒论自序》(原名《伤寒卒病论集》里仅说：“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并没有提到著《金匮》的话。但现行《伤寒论》不仅无杂病，卷数亦只有十卷，这是什么道理呢?宋代郭雍曾解释道：“问曰：伤寒何以谓之卒病?(即指《伤寒卒病论集》这名称而言)雍曰：无是说也。仲景叙论曰：‘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标其目者，误书为卒病。后学因之，乃谓六七日生死人，故谓之卒病，此说非也。古之传书怠堕者，因于字画，多省偏旁，书字或合二字为一，故书杂为栾，或再省为卒，今书卒病，则杂病字也’。今存《伤寒论》十卷，《杂病论》亡矣”(《伤寒补亡论》伤寒名例十问)。郭雍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仲景既言“合十六卷”，当然是合并《伤寒论》《杂病论》二者而言，单是《伤寒论》，则无所谓“合”了。的确，仲景合《伤寒论》《杂病论》为一的十六卷原本，早经亡失了，所以《隋志》注引《粱七录》仅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这就是《杂病论》亡后的十卷单论本。《唐书·艺文志》尽管仍载有《伤寒卒病论》十卷，只是“名存实亡”而已。因六卷《杂病论》已经不存在了。

仲景的十六卷原本虽早经亡失了，但到了宋仁宗时(～)却发现一部十六卷的删节本，叫做《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位翰林学士叫王洙的在馆阁里发现的，这书约分为三卷，上卷论伤寒、中卷论杂病、下卷载方药及疗妇人病诸法。林亿等校印医书时，以为这书论伤寒的部分，过于简略，不如十卷本(即(伤寒论》现行本)详细，便从中卷论杂病以下到服食禁忌共二十五篇，略加校订，仍然分做三卷，去掉“玉函”二字，更名为《新编金匮要略方论》，这就是《金匮》这部书的由来。说明这书虽非六卷本之旧，但仲景《杂病论》的基本精神还是存在的。

（二）基本内容

《金匮》全书共25篇，如按照次第编成号码，共计条，分别叙述了44个病证；各病共列方，另有附方28首。整个的概况如此，其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第一篇“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可说是全书的绪论，这里提出了内因、外中、房室金刃虫兽伤等致病的三因，望、闻、问、切等诊察疾病的方法，以及“治未病”的施治大法。其中尤以叙述诊察疾病的内容最为丰富。很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第二篇“痊湿暍病脉证”，叙述痓病、湿病、暍病的。“辨证论治”大法。痓病分刚柔而治；湿病分湿痹、寒湿、风湿三类，而分别用分利、温里、温散诸方；暍病而治以养阴祛暑为主。第三篇：“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提出“以阴救阳，以阳救阴”为治疗百合病的原则，狐惑病则分上蚀、下蚀而治，阴阳毒由予毒邪蕴蓄，故总以解毒为主。第四篇“疟病脉证并治”，首盲疟疾的基本脉证，次则分述疟母、瘴疟、温疟、牡疟的证治。第五篇“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治中风须辨，中络、中经、中府、中藏之不同，历节病总由肝肾两虚复伤风湿而成，并附及冲心脚气的疗法。第六篇“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统述潜阳、培中、补阳土、壮真阳、养阴敛肝、缓中补虚、扶正祛邪治疗虚劳诸大法，血痹病亦由内伤而被微风，故附及之。第七篇“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肺痿病伤津燥热，而有肺冷、气逆之分；肺痈病因于热伤血脉，总以排脓泻热为主；咳逆上气病则有虚、实、痰、气、水、饮、热之别，便当随证治之。第八篇“奔豚气病脉证治”，概述奔豚因惊而发，当分肝气、肾气、寒郁三证而治。第九篇“胸痹心痛短气瘸脉证治”，提出阳虚于上是胸痹心痛短气病的主要原因，其变化则有阳虚气滞、气滞痰盛、痰挟水气、饮邪兼痰、阳虚湿盛、寒盛气结、寒湿、阳衰等等的各别。第十篇“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讨论了腹满病气滞、热实、里实、表里两实、阳虚阴盛诸证的治法。寒疝病虚寒、郁积、．寒饮、血虚、表里寒邪诸证的治法；宿食病的上涌、下泻两种疗法。第十一篇“五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列叙肝、心、脾、肺、肾、三焦诸藏中风、中寒的证治，中风病多半为阳证、实证；中寒病多半为阴证、虚证；积聚病的分辨，积则为藏，聚则属府，积则终不移，聚则发作有时，是其大较。第十二篇“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凡叙饮证有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心水、肺水、脾水、肝水、肾水诸证之分，辨证则有阳虚、里寒、寒热夹杂之别，论治则有利小便、逐水、泻下、降气利水、平水逆、发汗诸法的各异。第十三篇“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说明消渴病在厥阴，而为卫气荣竭所致，治疗则以肾气丸为主；淋病多为阴虚血热，禁用汗法；小便不利病则有胃热和停水之别。第十四篇“水气病脉证并治”，分辨五藏水、风水、皮水、里水、黄汗诸病，而有表证、里证、里寒证、为阳虚、为里热、为阴阳两虚、在气分、在水分、在血分的区分，当各随证而治之。第十五篇“黄疸病脉证并治”，总的提出黄疸多为风痹瘀热所致，并有谷疸、洒疸、女劳疸不同的病证，治法虽以利小便为主，但亦当分辨里热、湿热、表虚、里虚、寒湿、燥证、半表里证的不同而予以不同的治疗。第十六篇“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说明惊悸应分水邪、水饮两证而治；至衄血、吐血、下血的论治，虽当各究其因，但总以不发汗为宜。第十七篇“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介绍呕病当分热湿、里虚、虚寒、阳衰阴盛、水阻气滞诸证而治；吐病则有虚寒、停饮、胃弱、胃热的不同；哕病亦有里实、气滞、虚热之分；下利也有阳虚、里实、里寒、里热、寒湿、气利、兼表诸证的各别。第十八篇“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以疮痈应分辨前后期而治，前期宜表散，后期毋伤血；肠痈当以有热、无热、脓成、未成而施治；浸淫疮首当分辨顺逆，从口流向四肢为顺，从四肢流来人口为逆。第十九篇“趺蹶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说明趺蹶为寒湿在下；手臂肿为风湿在上；转筋多由津燥；狐疝总属阴证；蛔病常因子藏寒。明乎此，则治有其法矣。第二十篇“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分别叙述了妊娠脉法、妊娠恶阻、以及漏下、胎寒、腹痛、尿闭诸证和养胎方法。第二十一篇“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略述产后痓病、郁冒、大便难、腹痛、中风、呕逆、下利七证的病变和治法。第二十二篇“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略叙热入血室、痰饮、藏躁、虚冷、带下、瘀血、腹痛、转胞、阴中寒、阴蚀、阴吹十一种妇人常见病证的病变和治法。第二十三篇“杂疗方”，第二十四篇“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五篇“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以上三篇统为杂疗食养方，其中无可讳言夹杂有些迷信的东西，但亦有一部分仍是实用的，不能一概加以否定。

（三）选本和选注

《金匮》的白文本，国内能见到的有：杨守敬跋的元刊本，但流行甚少。明吴勉学校刻的《古今医统正脉》本，商务印书馆据此排印，题名为《新编金匮要略方论》。中华书局亦据此排印的《四部备要》本，题名为《金匮玉函要略方论》。明万历间赵开美校刊的《仲景全书》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的单行本即据此。明俞桥刊本，商务印书馆曾据此影印为《四部丛刊》本，题名《新编金匮要略方论》，日本曾有仿俞本刊行，清光绪间成都邓崇文斋的《仲景全书》，即据日仿俞本重刻者。康熙间尚有文瑞堂的癸亥刊本，宝编堂的辛丑刊本。以上诸刻，都是比较著名的善本，目前要买这些原刊本，也是不太容易的事，不得已而求诸次，以我的涉猎来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所排印的《医统正脉》本，都是较好的，因两书的校勘工作都做得不错，错误的地方比较少，很可以做我们的阅读本。惟人民卫生出版杜影印的赵开美本，虽经校勘，而存在的错误还不在少数。本来赵开美的原刻也就不太高明，所以就难免存在错误了，如风引汤方的“日数十发”，误为“日数十后”；乌头汤的“乌头”，误为”乌豆”；“九痛丸治九种心”下脱“痛”字；“血痹虚劳”误为“血痹血劳”；……。这些都是一望而知其为错误的。但出版者并没有把它勘正，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给予初学者做读本，是不适合的。

从来注《金匮》的远不如注《伤寒论》的多，但从明初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开始，包括日本人的著作在内，亦有七十余家。要想把这七十多家注本都能阅读一遍，亦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其中有的是流传较少，不易看到，如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三卷本，张志聪的《金匮要略注》四卷本，我亦仅见到收藏家的手抄本而已。当然，无论大小注家，总有他的特点，有他的独到之处，能普遍过目一通，自是好事，如不可能，还是只有尽先选择其善者而精读之，再逐渐地旁搜远涉，较为妥当。兹就管见所及，介绍几部较有精义与发明，而又容易买到的注本如下：

1．《金匮玉函经二注》

书凡二十二卷，明初赵以德《金匮方论衍义》、清吴门周扬俊补注《金匮玉函经二注》。赵氏的《衍义》流传甚少，惟从周扬俊据《衍义》补注成为《二注》刊行后，知道赵氏《衍义》的人才逐渐多了。赵氏《衍义》本着仲景撰用《素问》《九卷》之旨，往往引据《内经》里的理论来阐发《金匮》各篇的精义。这和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颇有类似之处。所以周扬俊谓赵氏“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见《二注》周氏自序)这完全是正确的。因而阅读了赵氏的《衍义》，可以帮助我们如何运用《内经》理论于临证实践。至周扬俊的补注，则多本于喻嘉言，喻氏为清初治仲景学的佼佼者，故其发为议论，每多精辟的地方。研究《金匮》如能从这《二注》入手，对于许多病证的理解，以及辨证的分析，都大有裨益。本书的刊本较多，较好的有清康熙26年丁卯刻本、道光12年壬辰刻本、清道光18年戊戌吴郡经义斋刻本，年上海卫生出版社据《中国医学大成》仿宋字本复印发行，亦清晰可读，较之年上海校经山房的石印本为优。

周扬俊清代医家。字禹载。苏州府（今江苏苏州）人。少攻举子业，屡试不第，年近四十，乃弃儒习医，钻研仲景书十余年。康熙十年（年）至京师，有医名。撰《温热暑疫全书》四卷（年），依次论温、热暑、疫诸病，选辑《伤寒论》、《温疫论》原文，详加阐释。康熙十六年（年）取《伤寒论条辨》、《尚论篇》，附以己见，编成《伤寒论三注》十六卷。又补注《金匮方论衍义》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二十二卷（年）。治血证，疗效甚著。推崇《十药神书》，康熙二十六年予以加注刊行。

2、《金匮要略心典》

书凡三卷，清吴门尤在泾集注。尤氏初非有意注此书，只是平日研习时，随心所得，笔之于书，十年之间，积久成帙，所以名之曰“心典”。尤氏之注，既不费辞，颇能深入浅出，例如他注“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一段云：

“见肝之病以下九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辞。补用酸三句，乃别出肝虚正治之法。观下文云肝虚则用此法，实则不在用之，可以见矣。盖藏病惟虚者受之，而实者不受；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故治肝实者，先实脾土，以杜滋蔓之祸，此仲景虚实并举之要旨也。”

许多注家都把肝传脾的肝实证，与补用酸的肝虚证混为一谈，独尤氏认为肝传脾的肝实证，已在“惟治肝也”句终了。“肝虚则用此法”仅指“补用酸”三句而言，这样虚虚实实，便清清楚楚了。尤氏着墨不费，其深入浅出，往往如此。徐大椿对尤氏《心典》的评价说：“条理通达，指归传。”这还是较正确的。这书主要有：雍正十年壬子初刻本，同治八年己巳双白燕堂陆氏刻本，光绪七年辛已祟德书院刊本，宣统元年己酉成都同文会刻本。

3．《金匮要略方论本义》

书凡三卷，清柏乡魏荔彤释义。注金匮而议论风生，发明最多的，要算这本书了。例如他解释虚劳病说：

“虚劳者，因劳而虚，因虚而病也。过于动而阳烦，失于静而阴扰，阴日益耗，而阳日益盛也。既云劳而虚矣。则劳必有一定之外因，而虚亦必有一定之内因。五劳七伤，皆耗其藏中真阴，生其藏中邪热，于是邪实而精夺，遂成虚劳之病矣。”

他提出了虚的病因由于劳，病虚而后又有阳烦阴扰之别，既要识劳之外因，尤要辨虚之内变。既要辨精气之虚，也要辨邪气之实。对疾病的如此层层深入细辨。注《金匮》诸家中。实难有与其匹者。注其他诸病。莫不如此。

这三个注本，各有其特点，读《二注》可以丰富我们的基本理论，读《心典》可以扼要地掌握各篇的内容实质，读《本义》可以启发我们深入地分析疾病方法。

三、李克绍：谈谈《伤寒论》的教学经验

笔者曾担任《伤寒论》教学工作，水平不高，经验有限，但是为了交流经验，愿把教学中一点不成熟的经验体会，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以代表性的条文为主，用类同的条文作为补充或发挥

《伤寒论》中，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栀子汤证、泻心汤证、柴胡汤证、结胸证等的条文，一般都有几条，乃至十几条。其中必有一条对于病理证候的描述，比较典型而具体，这就是有代表性的主要条文；其余大都是补充或发挥的条文，居于从属性的次要地位。因此只要把主要条文作为重点讲深讲透，其余的条文，只要从大同中找出其小异，略加分析，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不但在学习时付出的精力要少，而且还可以把这一汤证的全部资料，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使认识更加简明而系统。各院校现用的讲义中，有的采取归类方法编写，实际就是运用了这一原则。我认为即使用的是原编次编写的讲义，课后作出这样的小结，也是必要的。现举桂枝汤证为例来说明如下。

第2条：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第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第53条：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荣气和，荣气和者卫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以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

第54条：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

第95条：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

以上六条，都属于桂枝汤证的范畴，而以12条最具有代表性。所以要想使同学们对于太阳中风的病理证候和桂枝汤的作用有深刻的体会和了解，就必须把这一条作到充分而详细的解释。在学好这一条的基础上，用l3条补充说明，这些证候不必悉具，只要有“头痛发热汗出恶风”，就构成使用桂枝汤的条件。进一步再用54条发挥一下，凡发热汗出，只要是由于卫气不和，而不是由于内脏有病变所引起，那么即使变为间歇的“时发热自汗出”，也应当用桂枝汤；用53条发挥一下，凡由于卫气不能与荣谐的常自汗出，即使发热不明显，或者基本不发热，也应当用桂枝汤。最后可以用95条作结束语：凡病在太阳，症状是发热汗出，不论是持续性的，或间歇性的，病理都是荣弱卫强，病因都是外受风邪，方剂都宜桂枝汤。这里只要把怎样叫“卫不和”，怎样叫“外不谐”，和为什么先其时发汗，简明的解释一下，就可以把太阳中风的证候和治疗，由一般到特殊，全面的掌握起来。

（二）以原则性条文为主，引用同一理法的其他条文作具体说明

对于具有指导实政的重要原则的条文，既要知其当然，又要理解其所以然；既要有抽象的概念，又要有具体的说明。如：第42条：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

第44条：太阳病，外证未解，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

这两条提示了这样一个原则：凡外症未解，脉象浮弱；或误下之后外症未解，仍欲解外时，都应当用桂枝汤。必须指明，凡邪不太盛，或正气受挫，都不可峻汗，因此在上述情况下，不论有汗无汗，都只能用桂枝汤；若误用麻黄汤，就有出现亡阳厥逆等变症的可能。这样，同学们就必然会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重视起来。若不突出这一重点。只混在桂枝汤证一起泛泛讲去，不但不能突出条文的重要精神，反而使学者认为伤寒条文有不少重复似的。

讲明了原则的理论根据，再举以下条文作具体说明：

第15条：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第21条：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

第22条：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

第43条：太阳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主之。

以上几条，都是下后用桂枝汤解外的具体例子。讲授时不但要指出“气上冲”、“脉促”、“胸满”和“微恶寒”等的病理，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不同变症之中，找出其共同之处——正气受挫，来为下后用桂枝汤的理论根据，作出更有力的证明。如不把这些条文从属于原则性的条文之下，而和其他桂枝汤条文混同一起，不分主次，学者就会觉得杂乱无章，繁琐难记。

又如51条“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这条是说，凡用麻黄汤发汗，必须是表病脉浮。这里须要提示一下，麻黄汤的标准脉象是浮紧；桂枝汤的标准脉象是浮弱：本条但浮不弱，是用麻黄汤的最低标准，若不够这个标准就仍是桂枝汤所主。也应当提示本条是指的无汗表实证，但不宜作为重点。因为本条的精神是论脉，不是论证，若过多的提出表实无汗等证侯，不但分散听者的注意力，还会使他们感觉蓟本条有脉无证，重复无味。

（三）证候要结合临床，刻画逼真，避免公式化学习

《伤寒论》的主要目的是辨证论治，辨证的关键是找出主症，并抓住特点。过去曾有人试图以症侯群代替辨证法，把某些症状加在一起，便等于某一汤证；减去或加上某一些症状又等于另一个汤证。这种公式化的方法，是既不深透又不正确的。譬如条“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吴茱萸汤主之”；条“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如果用症侯群来解释，就看不出哪一条的症状多些，哪一条的症状少些，那么为什么一属吴茱萸汤证，一属死证，就无法解决。曾有人用这样的公式来分析：

吐甚于利

吐为主症

烦甚于躁

烦为主症

四逆非主症

病在中焦脾胃，没有伤及肾阳，是正与邪争。

吴茱萸汤证

利甚于吐

利为主症

躁甚于烦

躁为主症

四逆为主症

病在下焦，肾阳先虚，更至神气浮越。

死证

这样是比较清楚一些了。但是每条都有几个主症，并且不深不透，理解和记忆仍有困难。我认为首先应当把烦躁作为这两条的主症肯定下来，然后找出其烦躁各有什么特点，以决定其可治与不可治。条的烦躁，是中焦有寒浊，水火被阻，不能相交，必辗转不安，或呼号欲死，所以用吴茱萸汤温胃降浊，即能治愈；而条的烦躁，是由于火水将竭，无力相交，必精神萎靡，重病面容，声低气怯，决不呼叫。通过这样解释，不但听者容易接受，并且他们还会自动的体会到：吴茱萸汤证的烦躁，应当是一得病就烦躁；而少阴死证的烦躁，则是病久临危阴阳决离时才出现。条是元阳已竭，必然四逆；而条还相对的属实，可能仅仅手足厥冷，轻者也可能不冷。这样，其印象远比死记图表深刻而牢固。

比如讲大青龙汤证的身重时，必须刻画出拘束不堪如绳索束缚的形象，听者才能联想到是邪尚在表，也容易理解脉浮缓是浮而迟缓有力，原因是伤寒失治，由身痛变来。这样就不至于和身体沉重的白虎汤证、倦怠懒惰的少阴身重混为一体了。如果只是教条式的在大青龙证的身重下，加上“脉浮缓”“乍有轻时”，在白虎汤证的身重下加上“自汗出”“脉洪大”“反恶热”，在少阴病的身重下，加上“脉沉迟”“下利”“厥逆”等等脉症，不但不容易记忆，而且这些附加的脉症，也不一定恰如所想的那样齐备。

通过刻画证侯，不但能加强理解与记忆，还能启发学员们钻研和学习的兴趣。例如有一次我讲82条“振振欲擗地”，是病人由于头眩，身体不能保持平衡，怕要跌倒，因而两手伸出欲找支持物时，立刻就有人会问67条“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是什么样子?同时也就有人能够分析，动摇经气的“振振摇”，是肌肉无主，二者似同实异。可以设想，若不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只从字面上顺文解释，在毫无临床经验的同学们，是不会提出这样问题的。

在《伤寒论》中的每一症状,差不多都有它的特点。譬如发热一症,就有翕翕发热、蒸蒸发热、身灼热、微发热、无大热；汗，就有濈然微汗、 　　汗出、发热汗多、但头汗出、额上汗出；不能食，就有阳明中风、阳明中寒、有燥屎等等，讲课时都不要轻易放过。

（四）方剂的运用，要从基本原则达到高度的灵活

同学们对于伤寒诸方剂的运用，往往固定在某一些症状上。譬如一提起桂枝汤，就想到是发热汗出；一提起白虎汤就想到是身热自汗脉洪大；一提起小柴胡汤，就想到是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对于药物也是如此，一见到白术，便认为是健脾燥湿；一见到大黄，便认为是通下大便等等。在初学时能掌握这些基础知识，当然是好的；但是局限在这些症状上，就表示学习的不够深透。因为桂枝汤不但可用于有汗，也可用于无汗；可以解表，有时又不是为了解表。白虎汤不但可用于身热自汗脉洪大，当热深时无大热不汗出脉滑肢厥也可取用。小柴胡汤不但可用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等症，凡伤寒表症只要脉弦细就当使用。五苓散不但可用于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的蓄水证，且可用于冷水唤灌后的肉上粟起、水气内停的心下痞，和清浊不分的霍乱吐利。白术不但能健脾燥湿，又可走表治风湿身烦痛；大黄不但能通大便，还能通脾络之塞以治太阴腹满大实痛等等。依此类推，应当要求学者将论中所有的方药都能灵活的运用起来，才算达到“精”的要求。

（五）症状的变化，既要掌握其各别的特点，又要找出其相互的联系

《伤寒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六经有其各自的特点，也有其相互的联系，找出这些联系，系统的贯穿起来，就能若网在纲，有条不紊。六经之间的联系，从前注家已有不少的阐发，这里不多赘述，现举一二症状之间的联系来说明其对于理解和记忆所起到的帮助：

例如我在讲完三阳之后，曾把衄、蓄血、热入血室等，综合在一起，作出下列的图表：

通过这样的联系，不但帮助理解和记忆，且对于学习伤寒的兴趣，也能起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又如在讲少阴热化证时，曾把、，、等条文联系在一起诵读，也曾引起听者的极大兴趣。是这样读的：“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舌赤少苔，脉细沉数，病为在里，不可发汗，黄连阿胶汤主之。若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本证不治，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以上所列，在内容观点上，可能有不少错误，希望同道们指出。

四、何任：读张仲景书

余读仲景之《伤寒》、《金匮》五十载，体会颇多，现拾遗归集为《伤寒论》心要与《金匮要略》汇言两部分，以就正于同道。

（一）《伤寒论》心要1．辨证之典范

《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典范，《伤寒论》六经是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的楷模。事实确是如此，全部《伤寒论》条文，有多数条文是教人辨证和知病的，论中的三阳病、三阴病及其合病、并病，都昭示我们要辨识病证。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辨识病情的传变。这些就是知病的实际。

（1）辨识病证：辨识病证的大要，在于知六经病，知合病、并病，知伤寒、中风、湿病、温病和风湿病。这一切，都是通过辨证以定病的。许叔微所摘出的“七十二证”，都是张仲景辨识病证之有名有实的，这一系列病和证，部分是继承《内经》、《难经》加以阐述的，部分是仲景根据临床经验把它总结起来的。仲景著书，虽然“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伤寒论》中的六经见证，不囿于《素问·热论》。仲景辨识病证巨细毕现，小而至于辨燥屎可下的旁参证，也细致入微地从有关病情上多方推究，这类条文，在《伤寒论》中不下10条之多。

（2）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见病知源”，是知病的重要一环，这就是识病因。在《伤寒论》中，我们经常读到的有：“病常自汗出者”之因于“卫气不共荣气谐和”，“发汗后，恶寒者”之因于‘嘘”，“不恶寒，但热者”之因于“实”；茵陈蒿汤证、麻黄连轺赤小豆汤证之因于“瘀热在里”；甘草附子汤证之因于“风湿相搏”。“结胸”之因于“下之太早”及表未解医反下之；以及病者手足厥冷……小腹满，按之痛者”之因于“冷结在膀胱关元”。

这些审证求因的条文，在《伤寒论》中所占比例不少。条文有的明指，有的暗示，但仔细研索则各具妙谛。

关于病位的辨识，仲景知之审、析之细，六经、脏腑、气血、营卫，一以贯之，伤寒六经的病位是有一定界畔的。柯琴曾说：“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该者广。虽以脉为经络，而不专在经络立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柯氏《伤寒论翼笺正、六经正义》)石芾南阐发得更明白：他说：“表里以六经分，明邪所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由传也。上下以三焦分，以有形之痰、食、水饮、渣滓、瘀血，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也。”(《医源·论张仲景伤寒论》)这对病位更有明确发挥。其实，《伤寒论》中早就提出了“胸中”、“心中”、“小腹”、“少腹”等病位，界畔分明，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之一。

（3）辨识病的传变：周学海在《读医随笔·读伤寒论杂记》中有云：“伤寒传经，有此经之邪延及彼经者，有前经之邪移及后经者；合病、并病，皆邪气实至其经也。更有邪在此经而兼见彼经之证者，邪在阳经而兼见阴经之证者。”这段阐述将张仲景引而不发之意，简明扼要地给予揭示，颇足参考。据仲景所述，伤寒之传与不传，主要与正气之强弱、病邪之重轻及是否药误有关。《伤寒论》中涉及传经问题较明显的条文有：①“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效急者，为传也。”(4条)②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条)③“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烦而悸。(条)④“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41条)⑤“太阳病……如其不下者；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条)⑥“……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99条)⑦“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条)不仅如是，仲景的“知病”，除了包括辨识病证，病因、病机和病的传变以外，还兼及患者的病史及其新病和久病。可见，仲景不仅博涉知病，而且对疾病体察入微。

2．脉在证治之上

《伤寒论》从篇目到条文，对脉的重视仅次于病，且其位置在证与治之上；如“辨某某病脉证并治”诸篇名，就是明显例证。在条文中，脉证并列的，几乎占全书三分之一。成无己注本卷一还列有“辨脉法”、“平脉法”各一篇，后人虽谓此二篇是王叔和增益，其实晋代去汉未远，叔和的诊法，必多仲景遗意，何况“辨脉法”、“平脉法”篇内容精神，与《伤寒论》全书所述脉证基本相符。许叔微曾撰《仲景三十六种脉法图》，书虽未见，但从其所著《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来看，此书可能是一部辑录《伤寒论》、《金匮要略》论脉的专书。由此可知，仲景对脉诊与脉法是有丰富的理论根据和实践体验的。

《内经》言三部九候，《伤寒论》则仅言三部，不提九候。所谓“三部”，即人迎、寸口、趺阳，较《内经》直截了当，而三部中又着重诊寸口与趺阳；诊寸口为《伤寒论》平脉辨证之关键，贯穿于全部《伤寒论》，随处可见，诊趺阳在仲景《伤寒论·序》中作为一项要求提出，论中“脾约证”也提到诊趺阳脉。许叔微《伤寒脉证总歌》中有“趺阳胃脉定死生”之句，并说“仲景言趺阳脉者凡十有一。”可见仲景诊法确是临床经验的结晶。

仲景脉法主旨，在于“辨脉法”、“平脉法”两篇，叔和的整理符合仲景之意，有功于仲景，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首列此两篇，亦能传仲景诊法之真，综《伤寒论》脉诊之要，可为研究仲景脉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如：①“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②“寸口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数为在府，迟为在藏。”③“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④“表有病者，脉当浮大……；里有病者，脉当沉细。”⑤“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这些，所谓叔和增益的“辨脉法”、“平脉法”中某些内容，为我们所常见的，与《伤寒论》六经病的平脉辨证条文基本相符，其它不缕述。

平脉以辨证贯穿于全部《伤寒论》中，直接关系辨证论治。仲景论脉，重在浮、沉、迟、数，而浮、数、动、大、滑、沉、迟、涩、弱、弦、微则以类相从。浮与数为阳脉，大、滑，动亦为阳；沉与迟为阴脉，涩、弱、弦、微亦为阴。《伤寒论》对这些脉的辨识，是在《素问》、《难经》的基础上加以临证实践总结出来的。王冰赞《素问》各篇谓“稽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我们对仲景的平脉辨证亦有同感。特别在微弱脉与洪大脉间，别阴阳病机，从结代脉审因施治，这为《伤寒论》所独到，是《素问》、《难经》中所没有的。

在平脉辨证论治方面，仲景于太阳病用桂麻者，因其脉之浮缓、浮紧，而紧与缓皆阴脉，所以治以辛温，于太阳病用姜附者，以其脉之微弱、沉微，微与弱亦阴脉，因而治以辛热，于阳明病用膏，黄(大黄)者，以其脉之浮大、浮长，长与大皆阳脉，所以治用辛凉、苦寒；于三阴病之阴证用姜附者，以其脉之沉细，于三阴病之阳证仍用膏、黄(大黄)者，以其脉之浮滑。其中病同脉异治异和病异脉同治同之分，关键在于辨证，识脉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3．用药配伍之微妙

方之取效，一半在于辨证精确，一半在于熟悉药性，结合辨证遣方用药，无疑是治病取效的重要一环。

《伤寒论》方，配伍谨严而灵活。一味药不只在一类方中使用，在另一类方中通过配伍也可入选，甚至补药可用于泻剂，寒药可用于温剂，加减应用，尤见微妙。以六经病大方的加减为例：如治太阳中风用桂枝汤；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太阳病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微恶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此外，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等方，都各有其绝妙的加减应用。然而这仅仅是药物的加减，另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等合方。然而仲景用药的精义，还不止于此，下面试将桂枝、人参、黄连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应用略作探索。

（1）桂枝：仲景于桂枝之用，可以说是“致广大而臻精微”，运用出神入化，药量亦变动不居。就其药用而言，邹润安《本经疏证》将仲景用桂枝法度约为六端：一曰和营(实际是和营卫)，举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43方；二曰通阳，举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8方；三曰利水，举苓桂草枣汤、五苓散等ll方；四曰下气，举桂枝生姜枳实汤、桃仁承气汤等12方；五曰行瘀，举桂枝茯苓丸、鳖甲煎丸等4方；六曰补中，举小建中汤、黄连汤等5方。仲景用桂枝于补中“属义精妙，而功广博”。桂枝所治之虚，非参术芪草所补之虚，而是土为木困，因气弱而血滞，因血滞而气愈弱者之虚，这就把仲景对桂枝的妙用，发掘无遗。至于用量，从1、2、3分到l至6两，轻重之差，为它方所未见，各具至理。

（2）人参：仲景之用人参，不仅得参之性，实能扬其长而尽其用。人参功用第一在于补。仲景用之以补的，补脾如理中丸，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复脉如炙甘草汤，各有各的取用。人参第二个功能在于和。—般都认为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实际上，柴芩专解邪，用参乃是和解而调停之。胸痹诸方不用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参；而且小柴胡汤的加减法中，遇干呕、渴、胁下痞硬均不去参。从这些可以悟得仲景对人参的用法。然仲景用参之妙，尚不止于此。一般痞满忌参，但以参佐旋覆、姜、夏，则参可用于散虚痞；腹胀忌参，但以参佐厚朴、姜、夏，则参可用于除胀；参能实表止汗，有表证者忌之，若汗出后烦渴不解，于甘寒剂中则常用它；参能羁邪留饮。咳嗽证忌之，若肺虚而津已伤，于散邪蠲饮剂中也常用它。像这样对人参运用自如的，只有在仲景书中才能看到、学到。

（3）黄连：日人吉益东洞在《药征》中总结仲景用黄连方的主治为“心中烦悸，旁治心下痞，吐下，腹中痛。”并谓“泻心汤证之‘心气不足’应据《千金方》作‘心气不定’，不定者，烦悸之谓。”此说更能阐明黄连的主治，与仲景方义吻合，足证东洞翁善读仲景书，能识仲景用药之妙。仲景用黄连于心、胃、肝、肠等部位的病证，如黄连阿胶汤治心；5个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治胃；乌梅丸治肝；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其配伍之法，或配以阿胶鸡子黄之濡，或配以大黄、芍药之泄，或配以半夏、栝蒌实之宣，或配以干姜、附子之温，或配以人参、甘草之补，因证制宜，所以能收苦燥之益，而无苦燥之弊。

（二）《金匮要略》汇言

前已言读《伤寒论》之心要，兹就读《金匮要略》的体会，汇言如下。

1．历代注疏精湛可诵

《伤寒论》经金·成无己第一个阐注，《金匮要略》经宋·王洙重新发现，明·赵以德第一个阐注；两书虽都系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其间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合而再分，若即若离，绵延至今。但同中有异的是：两书发现的年代不同，发现后显晦的遭遇不同，因之在学术上被重视的程度，疏注的众寡，差殊更甚。《伤寒论》传世以后，有加例的，有阐注的，补亡的，订误的，删定的，还有为之证方合论的，分论的，以证类方的，以经分证的，编注之多，比“百家注杜”更有过之。而《金匮要略》编次后即默无所闻，由晋、唐至宋、元、明，疏注者仅赵氏一家。同是张仲景著述，又同是王叔和编次，由于“伤寒”、“杂病”之分，好象孪生兄弟之肥瘠太甚了。后人疏注《金匮要略》与疏注《伤寒论》的，在数量上固不能比拟，在版行传世方面，《金匮要略》亦瞠乎其后。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部书方同列为古典医著，均为中医学院的必修课。《金匮要略》韬光匿彩多年，至此始得与《伤寒论》并为世重。

就《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注家比较来看：《伤寒论》系统作注，成无己为之首创。别撰《明理论》，论证50篇，论方20篇。其实宋·许叔微已有《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之作，阐发仲景奥义，早属不注之注；以后，朱肱的《伤寒百问》继之。金、元间，刘守真、张壁各有伤寒著述，其辨脉，辨证，辨方，皆补仲景未备；明·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卿子的《伤寒论注》，李士材的《伤寒括要》，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陶华的《伤寒六书》中的《续明理论》等前后10家，都是发挥《伤寒论》原文或注或议之佼佼者。参照曹炳章氏《历代伤寒书目考》所提示，宋代计57家，金20家，元30家，明91家，共家。至于《金匮要略》，仅明·赵以德之《衍义》。回顾往昔，我们真为那时《金匮要略》的默默无闻而遗憾。

我们从文献中查得，《金匮要略》在被宋·王洙发现以前，仅有唐·孙思邈，王焘把有关方论采入于《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中；《脉经》、《肘后方》、《三因方》虽各有引述，但提张仲景者多，提《金匮要略》者少。书不题名，遑论注释。再从宋·王洙时代(约为公元年)迄明万历戊戌(公元年)，即徐榕校梓《金匮要略》那一年，共年中，《金匮要略》的方论传布于当时医籍中的，有宋代的朱肱、陈无择，金、元时的刘守真、李东垣、张洁古、王海藏、朱丹溪；其中尤以朱丹溪对《金匮要略》方推崇备至，称之为“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局方发挥》)以上7家，俱为宋、金、元间医学大师。著书立说，足以振古烁今。然而仅钦敬《金匮要略》为载道之书，却都没有奋笔为之注疏。如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说明对《金匮要略》方论景仰的心情。王海藏在《此事难知》中云：“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然读之未易通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中无能知者。”他所谓“仲景书”，后文特加以点明说：“《金匮玉函要略》、《伤寒论》，皆张仲景祖神农，法伊尹，体箕子而作也。”综合以上二家之说，可知注《金匮要略》是有所思而未尝做的。

大概是由于《金匮要略》发现较晚了些，不像《伤寒论》在晋、唐时已有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编次引述；它直至北宋王洙才发现于馆阁，又列为官书，民间较少流传，一般都无法看到，更谈不到整理和注释。至明代赵以德承丹溪之学(赵为朱之弟子)，始为之“衍义”，但仍未有刻本，见者亦不多：清康熙间，周扬俊认为赵注“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鉴于赵注尚未完成，周又采喻嘉言之说(周为喻之弟子)，加以“补注”，融会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此后，《金匮》注本就逐渐从仅有到较多地问于世。

赵后周前，卢之颐的《金匮要略论疏》，书未见，据记载，其对《金匮要略》研究极深。在清代，除周扬俊为赵氏《衍义》作《补注》外，尚有徐彬的《论注》，程林的《直解》，沈明宗的《编注》，魏荔彤的《本义》，尤怡的《心典》，黄元御的《悬解》，陈念祖的《浅注》，唐容川的《浅注补正》，还有清廷作为国家编审印行的《医宗金鉴·金匮论注》等。在清余年中，《金匮要略》注本传世而为我们见到的仅此lO家(知其书而未见者不计入)。其中分卷较多的为徐彬、沈明宗、黄元御3家(各22～24卷)，较少的为程林、尤怡(各3卷)。就其注本的内容来说，这10家《金匮要略》注，俱系积学之士，对《金匮要略》毕生求索，其造诣各有擅长。可以说，《金匮要略》的注家虽不多，然均精湛可诵。

除了这些《金匮要略》专注以外，还有从杂证方书中因释证、释方而阐及《金匮要略》方论证治的，虽非专门注本，但对《金匮要略》的研究阐述，亦多卓而不凡。例如王晋三选注古方而释及《金匮要略》，邹润庵以疏证本草而释及《金匮要略》，更有如喻嘉言、徐大椿、张路玉等阐述杂症而释及《金匮要略》者。

近50年来，中医学者如恽铁樵、曹颖甫等付出了不少辛勤劳动，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探索成绩斐然。解放以后的述作则更多。传道、授业、解惑之书，遍及国内并推及海外。《金匮要略》方的临床应用方面，各地医药杂志所报道更是十分丰富。抚古瞻今，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探索，发展提高，更是后来居上，越过前人。

2．四家注本各有独到

在多家《金匮要略》专注中，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议论赅今古，出其心得，启迪后人。但我们亦应有所抉择，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更不能广原搏兔，网罗多而刈获少。选读注本，从“两大”、“两小”人手。“两大”即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各24卷，为大部注本；“两小”，即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魏荔彤的《金匮要略本义》，各3卷，为小部注本。这四家注本，各有独道，各有造诣。

（1）徐彬的《论注》其体例自谓：“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备于论。”意味着注是解释原文，论是广泛阐述。他指出读《论注》法，须先将方论药味，逐字不遗熟读贯串，竭其知识；探讨既久，然后将《论注》验其得失，不可摘段取便，不可仿佛涉略。其《论注》所阐释的从一字一句，到脉、因、证治，都作了详细地剖析。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条的注释。他首先点明病因，“此证湿之挟风，而湿胜以致痹者。”接着分析病机：“风走空窍，故流关节；风气滞于中，放通心而烦；风为湿所搏，失其风之休，故脉沉而细……气既为湿所痹，则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大肠主滞，湿行反快而不艰——病风者多便秘，故以湿胜而快者为反耳。”这一解释，夹叙夹议，研探极细。后段分析治法，亦推勘入微。此类注释，徐氏《论注》中比比皆是，询不愧为喻氏高弟，深得乃师薪传，允推《金匮要略》的一个好注本。

（2）沈明宗的《编注》：其书致力于“编”与“注”两个方面。他认为，仲景书多编次失序处，以《金匮要略》来说，首篇最明显。沈氏指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回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仅次后章；且诸方论(指首篇中后八节)头绪参差不贯，使读者如入雾径，失其所之。”因此，他把《金匮要略》首篇的次章冠首，而为叙例，次以时令，问答阳病、阴病、五脏病、四诊、治法等相贯于后，为l卷；2～22卷，均以病带方，23、24两卷则存而不论。这一篇次，既合实际，且有理致。关于注的方面，亦多明白晓畅，并能发人所未发。如“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条，诸家注释，多从证属虚寒；病在肝经，治以温养着笔。而沈氏强调冲脉，一经点明，使条文的病机，治法和方药更多一番新的悟境。他指出，“此连冲脉为疝……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舒，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治以当归补养冲任而散风寒……”。此类别出心裁的解释，开辟奇经证治之路，扩而充之，颇多启发。

（3）尤怡《心典》：其书卷帙不多，注释极简明扼要，以少胜多，堪称《金匮要略》注本中“少而精”的代表作。徐大椿称其“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江阴柳宝诏称其“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称心得。”这些都是对他的实际评价。《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多采取尤氏之说，足以概见其注疏之价值。值得称述的是，尤氏对《金匮要略》的深入理解，不仅见之于注文，还见之于临床实践。他在《静香楼医案》中，以制肝益脾法治咯血胁痛便溏及中满肿胀；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浮肿咳喘；以理中合黄土汤治5年不愈的泻痢便血。特别以肾气丸加减治内饮，治肾虚肺实的喘咳，治阳虚不能化水的水肿，治冲气咳逆，治肾虚齿痛等等，都是得心应手。把《金匮要略》方用到机圆法活的境界。

（4）魏荔彤《本义》：魏氏对仲景书研索极深，注释多透彻，说理详明。其释证、释方、释药，阐明经义，更觉精切。如释射干麻黄汤谓：“以射干为君，散胸中逆气，佐麻黄姜辛以散表邪，紫冬五味以润肺气，半夏开郁，大枣补中。一方兼解表润里，邪去而正气行，结开而津液复。”议药药方，一以贯之。释泽漆汤方证，更出以精心。他首先分析证因，指出“咳而脉沉，里热病也：必索日形寒饮冷，伤其肺脏，变热入里，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痈也”。继以释药说：“泽漆，大戟苗也，较大戟寒性虽减，而破瘀清热利水降气有同性，且性缓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半夏开之，黄芩泄之，白前、紫参润之，生姜、桂枝升散之，参、草补益之。可谓预治肺痈稍从急治者矣。”层层分析药性药效，使泽漆汤方证无剩义。

上述四家注本，各有特长，各臻化境。他们对《金匮要略》的探索，从不同角度上深入，从不同方法上浅出，深入为了明理，浅出为了喻人。不论明理或喻人，其促使《金匮要略》更好地古为今用，是殊途同归的。上接仲景心源，可称瓣香一贯，值得研录取用。

虽然《金匮要略》注本不及《伤寒论》十分之一，但由于它是古典医著中最早一部有论有方的杂病文献，涉及内、妇、伤、外科44个病种，病因病机有风、寒、湿、喝、火毒、五脏六腑、气、血、痰、食、虫、水……等多样，出方个，选药种。病证方药如此繁多，后世医家，特别是明清医家，无论在杂病方书或论药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的论述来阐发《金匮要略》的病证和方、药。这些论述，虽非《金匮要略》专注，而碎金片玉，却是作者全神贯注所在，也即是各种方药著作中的结晶部分。金元之李东垣、罗天益，明之王肯堂、李士材、张介宾、赵献可，在其全集中各有关于《金匮要略》病证方论的阐述，清代诸家更在所多有。

特别要提的是喻嘉言的《医门法律》。喻氏继《尚论》伤寒之后，取《金匮要略》证方要旨，精思冥悟，而成该书。论证论方，悉本《金匮要略》而有所阐发，是一部不名《金匮要略》的“金匮要略衍义”。次为徐大椿《兰台轨范》，其书对《金匮要略》方的串解和临床运用，各有要言不烦的指出；着墨不多，但都是传神之笔，其金针度人之处，不能以廖廖数语而详尽。与此同时，王晋三的《古方选注》，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方的注释，都能阐幽发微。不释则已，释则洞中窥要；既释方，又释证、释药，一释而“三关”俱通。再次为邹润庵的《本经疏证》，其书原以释药为主，参证《伤寒论》、《金匮要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方。说理精当，疏解详备，以药证方，据证论药；方与药相互印证，而经义愈明，颇可作为《金匮要略》方注读。

我认为，徐、沈、尤、魏四家之书，无妨看作清代注《金匮要略》最佳之本，并以喻、徐、王、邹书中解释《金匮要略》方证及方药部分，作为专注以外的散注，朝夕观摩，定有所得。

五、何任：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略谈《金匮》的注本（一）引言

要相对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中医经典古籍，除了首先将原著学习通达以外，对各种释本，也应有一定的了解。多数古籍注本，好像是一把帮助读者打开这部古籍宝库的钥匙，从中可以了解该书的基本思想、主要内容、写作经过、版本、重印时做过何种修订补充等等。这种注释，仿佛为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它，读者可以接受到原著的具体内容。当然，也会遇到有的注释对原著的某些论点、内容有所附会，曲解了原意而引起读者走入歧途，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总的来说，注本可以帮助读者对原著的理解，提供方便；对原著的掌握，缩短距离。

《金匮》专注·明清之际仅十数种，散见于有关医著的约为四倍或更多一些，近50年来未计入。下面略作小议。

（二）疏疏落落的《金匮》注家

大概由于《金匮要略》发现较晚了些，不像《伤寒论》在晋、唐时已有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编次引述，它直至北宋王洙才发现于馆阁，又列为官书，民间少流传，一般都无从看到，更谈不到整理和注释。至明代赵以德承丹溪之学(赵为朱之弟子)，始为之“衍义”，但仍未有刻本，见者亦不多；清康熙间，周杨俊认为赵注“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歧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鉴于赵注尚未完成，周又采喻嘉言之说(周为喻之弟子)。加以“补注”，融会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此后，《金匮》注本就逐渐地、从仅有到较多地问于世。

赵后周前的有卢之颐《金匮要略论疏》，书未见，据记载，谓其对《金匮》研究极深。在清代，周杨俊为赵氏《衍义》作《补注》外，有徐彬的《论注》，程林的《直解》，沈明宗的《编注》，魏荔彤的《本义》，尤怡的《心典》，黄元御的《悬解》，陈念祖的《浅注》，唐容川的《浅注补正》，还有清廷作为国家编审印行的《医宗金鉴、金匮论注》等。有清余年中，《金匮》注家传世而为我们见到的仅此十家(有其书而未见者不记人)。其中分卷较多的为徐彬、沈明宗，黄元御三家(各22～24卷)，较少的为程林、尤怡(各三卷)。就其注本的内容来说，这十家《金匮》注，俱系积学之士，对《金匮》毕生摸索，不是率尔操觚，因此其造诣各有擅长。徐、魏以“深入”见称，陈念祖以“浅出”闻于世，给我们以“读经读注，经注并参”之方便，是殊途同归的。可以说，《金匮》的注家虽不多，然均精湛可诵，其中黄氏的《金匮悬解》，后人虽有微词，而于四诊九候之法，言之颇详，是亦有可取者。

除了这些《金匮》专注以外，还有从杂证方书中因释证、释方而阐及《金匮》方论证治的，虽非专门注本，但对《金匮》的阐述，亦多卓尔不凡，不能以其非专注而轻视它们。例如王晋三选注古方而释及《金匮》，邹润庵以疏证本草而释及《金匮》，更有如喻嘉言、徐大椿、张路玉……等阐述杂症而释及《金匮》者，使《金匮》注释有专集，有散在，分道扬镳，各以特出点映入我们眼帘，于是在四十年前海门吴氏有《金匮要略五十家注》的辑成。

（三）各具特识的注本

在十家《金匮》专注中，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议论赅今古，出其心得，启迪后人，但我们亦应有抉择，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更不能像“广原搏兔”，致网罗多而弋获少。选读注本，从“两大”、“两小”入手较好。“两大”，即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各24卷，为大部注本。“两小”，即尤怡的《金匮心典》，魏荔彤的《金匮本义》，各三卷，为小部注本。这四家注本，各有特见，各有造诣，略述如下：

l．徐彬的《论注》其体例，自谓：“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备于论”。意味着：注是解释原文，论是广泛阐述。他指出读《论注》法，须先将方论药味，逐字不遗熟读贯串，竭其知识；探讨既久，然后，将《论注》验其得失，不可摘段取便，不可仿佛涉略。它，告诉我们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的方法，言简意赅。其《论注》所阐释的，从一字一句，到脉、因、证、治，都作了详细的剖析。举例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条的注释。他首先点明病因，“此证湿之挟风，而湿胜以致痹者”。接着分析病机：“风走空窍，故流关节；风气滞予中，故逼心而烦；风为湿所搏，失其风之体，故脉沉而纲…气既为湿所痹，则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大肠主滞，湿行反快而不艰——病风者多便秘，故以湿胜而快者为反耳”。这一解释，夹叙夹议，研探极细。后段分析治法，亦推勘入微。他说：“但当利其小便者，便利而气化，气化而湿行，见不狃于太阳而治风，亦非痛在骨节而当温散之比矣”。末二语意味深长，颇足启发悟机，此类注释，徐氏《论注》中比比皆是，洵不愧为喻氏高弟，深得乃师薪传，允推《金匮》的一个好注本。

2．沈明宗的《编注》其书致力于“编”与“注”两个方面。他认为仲景书多编次失序处，以《金匮》来说，首篇最明显，沈氏指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问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反次后章；且诸方论(指首编中后八节)头绪参差不贯，使读者如入雾经，失其所之”。因此他把《金匮》首篇的次章冠首，而为叙例。次以时令，问答阳病、阴病、五脏病，四诊，治法等相贯于后为一卷；2至22卷，均以病带方。23、24两卷则存而不论。这一篇次，既合实际，且有理致。关于注的方面，亦多明白晓畅，并能发人所未发，如：“寒疝腹中痛，及胸胁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条，诸家注释，多从证属虚寒，病在肝经，治以温养着笔，而沈氏则强调冲脉，一经点明，使杂文的病机、治法和方药更多一番新的悟境。他指出；此连冲脉为疝…“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舒，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治以当归补养冲任而散风寒…”此类出自心裁的解释，辟辟奇经证治之路，扩而充之，颇多启发。

3．尤怡《心典》其书卷不多,注解极简明扼要,以少数胜人多数,堪称《金匮》注本中“少而精”的代表作。徐大椿称其:“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江阴柳宝诒称其“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标心得。”这些都是对“尤注”的实际评价。《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多采取尤氏之说，足以概见其注疏之价值。值得称述的。尤氏对《金匮》的深入理解，不仅见之于注文，还见之于临床实践，他在《静香楼医案》中，以制肝益脾法治咯血胁痛便溏及中满肿胀；以麻杏石甘汤治喘胀；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浮肿咳喘；以旋覆代赭石汤增损治呕吐；以理中合黄土汤治五年不愈的泻痢便血。特别以肾气丸加减治内饮，治肾虚肺实的喘咳，治阳虚不能化水的水肿，治冲气咳逆，治肾虚齿痛等等；都是得心应手，把《金匮》方用到机园法活的境界。

4．魏荔彤《本义》，魏氏对伸景书研索极深，注解多透彻，说理详明，其释证、释方、释药，阐明经义，更觉精切。如释射干麻黄汤谓：“以射于为君，散胸中逆气，佐麻黄姜辛以散表邪，紫冬五味以润肺气，半夏开郁，大枣补中；一方兼解表润里，邪击而正气行，结开而津液复”。议药议方，一以贯之。释泽漆汤方证，更出以精心，首先分析证因，指出：“咳而脉沉，里热病也；必素日形寒饮冷，伤其肺脏，变热入里，耗其正津，淤其痰血而欲成病也。”继以释药，他说：“泽漆。大戟苗也，较大戟寒性虽减，而破淤清热利水降气有同性，且性缓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半夏开之，黄芩泄之，白前、紫参润之。生姜、桂枝升散之，参、草补益之；可谓预治治肺痈稍从急治者矣”。层层分析药性药效，使泽漆汤方证无义。

上述四家注本，各有特长。各臻化境。他们对《金匮》的探索，从不同角度上深入，从不同方法上浅出，深入为了明理，浅出为了喻人。不论明理或喻人，其促使《金匮》更好地古为今用，是殊途同归的。上接仲景心说，可称瓣香一贯，值得我们研求取用。《学报》至0年发表的《金匮要略浅释》，部分内容也是从上述四家注本中提炼吸取的。

（四）专注以外的散注

虽然《金匮》注本不及《伤寒》十分之一，但由于它是古典医著中最早一部有论有方的杂病文献，涉及内、妇、伤、外科44个病种，病因、病机，有风、寒、湿、暍，火毒、五脏六腑、气、血、痰、食，虫，水……等多样，出方个，选药种；病证方药如此繁多，后世——特别是明清医家无论在杂病方书或论药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的论述来阐发《金匮》的病证和方、药。这些论述。虽非《金匮》专注，而碎金片玉，却是作者全神贯注所在，也即是各种方、药著作中的结晶部分。金元之李(东垣)罗(天益)，明之王(肯堂)、李(士材)，张(介宾)，赵(献可)，在其全集中各有关于《金匮》病证方论的阐述，清代诸家更在所多有。

特别要提的，为喻嘉言《医门法律》。喻氏继尚论伤寒之后，取《金匮》证方要旨，精思冥悟，成《医门法律》，论证论方，悉本《金匮》而有所阐发，是一部不名《金匮》的“金匮衍义”。次为徐大椿《兰台轨范》，其书对《金匮》方的串解和临床运用，各有要言不烦的指出，着墨不多，但都是传神之笔，其金针度人之处，不能以其廖善寥数语而忽视它。与此同调，王晋三的《古方选注》。对《伤寒》，《金匮》方的注释，都能阐幽发微，不释则已。释则洞中窥要，既释方，又释证，又释药，一释而“三关”俱通，名家之注，自是不凡。再次为邹润庵的《本经疏证》，其书原以释药为主。参证《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方，说理精当，疏解详备，以药证方，据证论药；方与药相互印证，而经义愈明，大可作为《金匮》方注读。

我们常认为徐、沈、尤、魏四家之书，无妨看作清代注《金匮》最佳之卒，并以喻、徐、王、邹书中解释《金匮》方证及方药部分，作为专注以外的散注，专散结合。朝夕观摩，对读者的深造有得，一定有所帮助的。

（五）注本中的辨误析疑

一般千百年来辗转传抄的抄本或刻本，文句的错讹脱简，字画的残缺换形，甚或以往乱经，因讹承谬，如王冰次注《素问》前之所述种种，在所多有，使读者迷惘中又加一层迷惘，《伤寒论》、《金匮要略》也不免有此情况。于是，后人的考证订误工作，就成为注书时的必要一环。《金匮》注家，对考证订误工作，也做了一些，其中做得比较好的有二家。一为《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它以最末一卷篇幅，列“正误存疑”得20条，均胪陈文字，说明义理，启发读者悟机；一为日本丹波元简的《金匮要略辑义》，杨守敬氏购入我国，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印本。丹波氏考订工夫极精审细致，通过小心求证，恰如其分地下结语，与山田正诊的多处怀疑，擅自删改的不同；其所辑注文也精切，并有自己看法，恽铁樵先生盛称之。

我们治《金匮》既要食古，更要能化，不执不泥，才能古为我用，与古俱新。《医宗金鉴》中，伤寒、金匮的正误、存疑部分，丹波氏《金匮要略辑义》的考订经文字向部分，都能精确地析以已意，使我们读《金匮》时能慎思明辨经文的伪夺错简，扫除葛藤，便于入径。由此读经读注，经注并参，在研究仲景学说的现阶段，本文所说几点，对学习《金匮》，未始非“登高自卑、行远自迩”之一助。当否?请指出！

最好的伤寒论注解是那本书呢，或那个学者

清初黄元御的《伤寒悬解》，该著将世传伤寒论杂乱的次第梳理后重新编次，正如黄在自序中曰“条分缕析，源委明白，脉络清楚”，以其深厚的研经基础与易学底蕴对全书注解得连贯一体、逻辑紧密、根深据厚，使人对伤寒论能读得昭然明朗，不再迷茫无依。

胡希恕的简洁一些，如果纯是学经方，吉益东洞的类聚方可以看看，很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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