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孙立哲难以置信的知青神医

孙立哲（后排左二）与治愈的老乡在一起

采访手记

不真的走一趟陕北，一直不敢讲孙立哲他们的故事。

“一唱孙立哲，赤脚的好医生，天天巡诊在山村，土窑洞里治大病……”

上世纪七十年代风行延安的一句老歌，40年后黄土地上仍有人会唱。只是唱和听过的人都老了，一如“插队下乡”、“赤脚医生”、“知青典范”这样的名词，不少今人听来，遥远恍若古代；而“北京初中生窑洞中操刀大手术”这样的“剧情”，也实在太过传奇，让人不好思议的程度直逼造神年代那些贻世笑谈。

所以，用了6年时间纠结，不知怎么能把它讲得让人相信（其实，说到底可能根本就是我自己不敢信）。最早是年底，心心念念要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亲耳去听孙立哲讲了四五个小时。最近一次看到它被的同行讲出来，是年9月的财新传媒，也是孙立哲自述的形式，公号年代，一时风传。平庸的年月，人们乐见奇崛的人生。

10月12至17日，十数名北京知青重回陕北延川，重聚昔日孙立哲传奇缘起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重走40年前巡回医疗时他们一起辗转青天黄土明川远村间携医送药、悬壶济世的路途。北京青年报记者完整随行，一起领受举村乡民执年节欢庆大礼的相迎，一路采访被他们救治过的乡亲、因他们启蒙和带领改变了命运的青年，还有当日用速写、照片记录他们行止的艺术家，他们的陕北房东、北京小学同学、孕育在黄土地在美国长大的子女……当然问得更多的还是他们本人：为什么来？何时离开？因何难忘？哪些刻痕？

最终，一次求证之旅：40年前，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是延安？

70年代初，黄家驷教授亲自为在窑洞中做手术的孙立哲打手电

老乡们传得神，传得真，其实我并不神

访谈者：孙立哲（原关家庄合作医疗站负责人，现在美国和中国两地工作）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当专职的赤脚医生呢？

孙立哲（以下简称孙）：也就是到那儿插队三四个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特别严重的流行病。

记者：那为什么是您？别的同学呢？

孙：治的时候，好多人都参与了。我可能参与得多一些。

记者：也有能力的问题吧？

孙：也不是，就是参与得多一些。但是慢慢老百姓就找我来了，越找越多。然后跟史铁生学那点儿本事，“这件事说明这个人厉害。”那是人家信你，以为你厉害。其实他们并不了解，而且他们传了好些故事，什么“肯定是祖传的”、把瘫痪的扎得站起来了，把死人给扎活了，他们传得真，传得神，其实并不神。还有一个，之所以后来变成我当赤脚医生，是因为那时候我们一到村里头，发现好多老乡躺在炕上发高烧，四十多度，烧一个多月，还有死的。

记者：都得烧坏了。

孙：小孩儿还有死的。小孩儿死了以后就招魂儿、叫魂儿什么的，没有任何医疗措施。那时我们知青自己带了点儿药，感冒药啊什么的，我们就把自己的药集合起来。大家还把红糖拿出来，给病人喝红糖浆水，其实红糖浆水不管事儿。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得的是斑疹伤寒，那是一种传染病，全村一半的劳力都躺下了，还有一躺躺一家子的。我们当时根本不懂，然后就见了这种，翻书，猜测会是什么病，出了好多笑话。摸索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大概是一种传染病，就想用抗菌素。有一个人带着绿霉素，治拉肚子的，突然摸索出那个药管事儿，给老乡吃，真就管事儿了，结果把村里的病人大致治好了，这个是比较突破性的。

孙立哲（右二）与医疗队员一起辨识草药

记者：你们会被传染吗？

孙：有被传染的，女生，烧了很长时间，我自己没有。那种病是通过虱子传染的，虱子带着特殊的细菌。

记者：您看得越来越多，胆子也越来越大吧？

孙：胆子还可以，但是我们那时拼命地学，拼命琢磨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我还有一个机会，得益于我的姐姐。医院，是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那年我把史铁生送到北京看病，我就去那儿见习了。

记者：在那儿见习了多久？

孙：就分检、内科转转，边儿上看着，后来在手术室也看一看。然后跟北京朋友们说：“这不行，我们需要这些设备，咱也没有钱，不如这样，你们轮流装病人，挂号到我这儿看病来，然后我准备一些刀子剪子你们帮我偷出去。”

记者：医院偷出来的？

孙：对，现在都没人知道，要不那会儿我哪来的设备啊。麻醉用的一些管子，是让我妈去买的。

记者：（笑）全家人等于都给动员起来了。

孙：那时候反正也混乱嘛。开始什么都没有，没有设备，什么都没有。

记者：（笑）除了自己做点儿输液。

孙：输液还是别人不要的瓶子。医院都不要了，我们说我们要废物利用。他们说你们都拉走吧。我们回来刷瓶子洗瓶子。然后学书上怎么做。后来我们就组织了巡回医疗队。

记者：一个医疗队大概有多少人？

孙：大概把全公社和外公社的赤脚医生集合起来讲课训练。我先当老师，也找了些其他人当老师。讲解剖，讲内、外、妇、儿科，然后照着书备课，讲完以后通过巡回医疗的方式讲解计划生育知识，给大家普查、看病。那时候，外省的、外村的、外公社的、外县的人，每天起码来一二百人尾随我们。

记者：病人？

孙：病人是拉车的、骑毛驴的，追着我们。我们解决巡回医疗问题的时候，还得看这些跟着来的病人。给你说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一个寡妇再婚，就在我们村里，有一天晕倒了。我过去一看，满脸煞白全是汗，说不出话来。我就问怎么回事？说肚子有点儿疼没有其他的。我一想，刚结婚两个月，坏了，宫外孕。我说赶紧拉到手术室。拉进窑洞手术室血压都没了，人已经完全不行了。赶快切开血管，把输液管插进去，先输进点儿液体。然后麻药都没打就进腹腔了，一看腹膜底下已经是黑色的了，全是淤血。当时没有血浆，也没地方验血，没法配血，赶紧自体输血，腹腔一打开血就喷出来了，压力非常大。拿我们手术用的瓷碗，把血舀出来以后就往输液器里灌，灌完了再给病人输回去。最后，人居然救活了！

记者：（笑）这个例子很有力，够强悍。

黄家驷教授（右）与孙立哲在医疗站

孙：开始为什么开刀呢？先没想到会开刀，因为这事儿在当地根本是不敢想象的，那里的巫医很多也很强悍。见得多了，有特怪的事儿。有的挺惨的，小孩儿死了就抱着在山里边招魂，声音很凄厉。一个人挖水利，往壕沟里跳，结果不小心跳到一把铁锨上，铁锨把儿从肛门杵到肚子里，拉到我们那儿打开一看，肠子都烂了，肚子里一汪血，好多组织都坏死了。我们把肠子捞出来，把铁锹把儿取出来，粪便什么的洗干净，开放一会儿放进去，再缝合，然后把子宫等等修补好。

记者：还是个女的？

孙：女的，年轻女孩儿。她后来问我还能不能生小孩儿?我没把她的子宫破坏，输卵管、卵巢切掉了一半儿，还有一半，完全可以生。后来这女孩生了仨孩子。

记者：您整个成一个神医了。

孙：我那时经常碰到特别怪的问题。大医院看不了的晚期肿瘤，神经的，各种各样。我参加汇报团回来还带回一老太太，“俩脑袋”，长了一个大瘤子，背了一辈子了，我说您怎么不开刀取下来啊？她说没人给做。结果回村以后赶紧给她做。背了一辈子的俩脑袋最后成了一个。

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你因莫须有的政治问题受审查，那些你救治过的农民纷纷出来为你说话伸屈。

孙：是，我治过病的人，看我做过事儿的人搞串联，偷偷到我们村儿里，说要签字。有的是签字，有的是按手印，写成了万民折。我看过那个万民折，开始是很简单的几句话，然后老百姓在后边贴上一张纸，又贴一张纸，各种笔写的各种名儿，按各种手印，很长很长，最后只能卷起来。这么一封信最后传到胡耀邦手里，胡耀邦亲自把我救了出来。

记者：我见过一张旧照片，是黄家驷教授与你们同在窑洞的手术台上，还亲自打手电筒照明。

孙：黄教授留学苏联，是我国病理学界很有名的专家，他率领专家团队到陕北考察我们医疗队。他到我住的窑洞里，发现我的窑洞是个图书馆，很有特色，一面墙上贴的全是外文单词，另一面墙钉上楔子摆上板子，全是书。他看到很多外文书，就问“看得懂看不懂”？我说“看得懂，有时候要查查字典”。他突然发现有德文书，因为他是留德的，就拿出来翻到一页，“你给我念念这段”，我就念了一段儿，他说“我一个字儿都听不懂。你这样吧，你说说你念的都是什么意思”。我一说，意思全对。这一点对他有一定的震动。换句话说，你要是没学过，或者功夫没下那么大，你的知识是不可能说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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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孙立哲为清华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年到延安地区延川县关家庄插队。他成为赤脚医生纯属偶然，当地农民生病发烧，他用北京带去的药品帮老乡退了烧，行医之名传出。

他当了赤脚医生以后，开始认真自修医学，医院学习，也受过解放军医疗队的培训，还订了几种外文医学期刊。当地政府在财力物力上支持他办关庄医疗总站，并组建巡回医疗队，附近农民来看病，不收钱，不收礼，因此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他和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们在窑洞里治好了上万例患者，做了上千例外科手术，成为全国知青界和医疗卫生界的先进典型。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北京第二医学院副院长李光弼等知名专家先后前来陕北实地考察，认可了他们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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